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广为人知的古代人物西施的悲剧命运被剧作家们纷纷赋予新的审美内涵。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包含题材的先天条件、时代背景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的个性因素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该题材的先天条件来看，古老的西施传说在历史沉淀下形成的品质是其被现代戏剧家所青睐的重要原因。从古至今，作为“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演绎西施传说的文学与戏剧作品流传久远，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现代剧作家而言，这正是得天独厚的便利资源。郭沫若在谈及历史剧的创作动机时认为，“迎合观众”是创作历史剧的原因之一：“在内地的乡镇上，假如演一个现代戏，那就只有很少观众，他们都不要看那随地皆是的现实。这也是几千年来的习惯，偏僻地方的人民大多数喜欢看历史剧。戏剧的演出自然不能没有观众，为了迎合观众，就不能不写历史剧。”[1]因此，选取以西施传说为题材创作戏剧，具有一般历史剧题材对象所共有的优越性，即“有着为一般虚构性作品所没有的题材对象知名度高和经受时间反复冶炼铸就的先预性强、哲理持重的特长”。[2]
其次，从时代背景来看，历史人物走进现代戏剧的叙事领域来自时代话语的召唤。西施作为一名被弱国进献的女子，她的个人命运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形象在现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被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五四之后，戏剧被赋予了反映时代、人生，负担社会教育的启蒙任务。“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3]易卜生剧作中所表现的这种思想，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剧作家们所直接采纳，也被后来的剧作家们所吸收。在30年代创作的相关剧作中，无论剧中的西施是否照袭历史传说而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大都或浓或淡地被赋予了能为自己的命运“担干系，负责任”的觉醒者色彩。赋予这一历史人物以独立的自由意志，并将其塑造为具有“独立的人格”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五四思想革命的巨浪在现代戏剧领域内的激**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