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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文学繁兴的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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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看重的一个民族,这点可从历朝历代出现的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看出来。相对其他民族而言,我们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著作不仅名目众多、丰富多彩,而且翔实具体、生动逼真,凝聚了一代代文人士大夫们的无数心血与精力。而中国知识精英对历史编纂所表现出的热情,连远在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都惊叹不已:“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纂人员。”[1] 黑格尔的惊叹绝对有道理,但他未必能完全了解中国史学传统的深远和在整个文化领域内的尊贵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位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2] 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的古典历史中,史官文化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文化,哲学、文学等等不仅只能从史学那里产生出来,而且还需长期依附于史学而存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此起彼伏、层出不穷、面貌各异的历史热。甚至有当代学者不无调侃地指出:“中国人就算忘记吃饭睡觉也忘不了历史,中国人就是一些历史动物,中国就是个历史国。”[3]

中国人为什么对历史如此看重?对此,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早已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普遍的共识。他们认为这与中国文化缺少一种超验性的精神存在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寻求意义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不能像动物一样仅仅满足于物质化的需求,他还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自我肯定与评价,也就是说“给自己一个意义”。如果中华民族像西方人那样“相信冥冥中有一个全知的神,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只要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好的,是善良虔诚的,那就够了。”但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没有产生类似于基督教上帝那样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 于是,“中国主流文化中评价一个人的任务,就放在了‘他人’身上了。” [4] 而他人的评价不仅包括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包括后世的历史评价。虽然历朝历代的官府乃至主流社会,都尝试对一个人进行“盖棺定论”式的终极评价,但实际情况常常还是把是非成败留给了后人加以评说。尤其是当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政治极度不满与失望的时候,幸亏还有更为久远、更具精神超越性的历史作为最终的评判者,使得他们不至于对人生、对社会和整个世界丧失信心。虽然中国人心目中的历史,不像西方文化中的上帝那样全知全能、至高无上,但至少构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对现实政治和世俗权力的反抗乃至超越。正是凭借这种对历史的高度信任与信念,民族英雄文天祥才豪情万丈地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并得到了后世中国人的深切同感与共鸣;正是依靠历史天理昭昭般的惩恶扬善之功能,那些良知未泯的普通百姓才能以达观与乐观的胸怀,抱定一颗相信未来的心灵;而那些在茫茫暗夜中蜗行摸索的仁人志士们,也看到了微茫的希望。因此对历史的看重,事实上决定了中国人最为根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使得他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滚滚红尘中,保持相对理性的头脑;在对俗世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中,怀持一颗相对高远的心灵。要知道中国人最怕的就是“遗臭万年”,最向往的则是“千古流芳”“永垂不朽”。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也反复证明了这一历史规律:我们的古人对于“当今圣上”自然是不敢轻易反抗乃至非议的,因为那涉及直接的利害关系,谁敢拿自己的前程与身家性命开玩笑?但对于前朝的人与事,当然就无关紧要了,于是是非成败逐渐地具有了历史公论。甚至连当今圣上也会出于自己的统治需要,而加入到对“前朝”人物的评头论足之中。然而当今圣上们却并未充分意识到:百姓对自己也绝非“心服口服”,他们把所有的不满、牢骚与愤怒都深埋在心底,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到“当今圣上”走进历史的那一天。正所谓善恶自有报应,“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历史就是以这样奇特的公平与公道,轮回般地延续了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