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受外国文学影响甚大的现代中国，才可以根据作家留学的国度进行文学派别的划分。在讨论完留日作家的创造社后，我们来看看由留学英美的作家组成的新月派文学。
一、新月：白话文学的英美派
在五四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是留日学生，其次是留学英美的学生。后来大部分的留日作家与留俄作家携手，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坛的激进主流。与留日留俄作家的激进相比，留学英美者相对保守。胡适是留美派中最激进的，因而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与留日派文人合作；然而与留日派文人相比，他仍旧显得保守，他的温和的文学改良不受激进的留日派欢迎。在现代中国，为什么留日派文人比英美派在西化与反传统等方面更激进？日本以前是中国的学生，而今迅速走上列强之路并能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打败中俄，就在于其“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那么留日文人现成的结论就是中国要富强就要比日本更激进地学习西方。而且日本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远过于英美人，这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郁达夫的《沉沦》以及郑伯奇的《最初之课》等小说中表现得很充分。从“世纪末”到“一战”，英美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发生怀疑后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找价值，尤其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在弘扬西方的古典理性时推崇东方的孔子与释迦牟尼，对吴宓、梅光迪、梁实秋等人影响甚大。后来吴宓与梅光迪、胡先骕等英美派文人一起，聚集在东南大学，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姿态试图调和“国粹”与“欧化”，否定激烈反传统与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构成了文言文学的英美派。不过这些学贯中西的留美派文人与林纾、章士钊一样，并没有挡住白话文以正宗的身份迅速占领文坛的步伐，他们遭到了鲁迅、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新文学阵营的联合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