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延安的丁玲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亢奋之余她开始对延安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尤其是从1938年到1940年，从事干部审查的康生等人多次揭开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与被称为“叛徒”的冯达同居并育有孩子的伤疤，使丁玲在多次审查后才涉险过关。于是本来告别莎菲而走向“水”的丁玲，又流露出莎菲情绪。《我在霞村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是丁玲创作的一篇自我救赎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公刘贞贞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到天主教堂当修女，却落入入侵的日寇手中，受到日军的糟蹋与**。但在贞贞心中，正义的求生之火从来没有熄灭，她利用慰安妇的特殊身份为抗日军队传递情报。后来她在患上了严重性病的情况下，为送紧急情报她走一步痛一步地走了30里夜路，硬是咬牙将情报送出来。当然被日军**要比失身于原来就是丈夫的“叛徒”严重得多，但在隐含的救赎意义上却有相似性。
这是丁玲的一篇佳作，读后令人感到震撼。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没有正面去描写日寇怎样**贞贞，贞贞被**以及村民对此事的评论都是“我”从霞村的村民那里以及与贞贞的交谈中了解到的。将一个献身于耶稣的18岁的纯洁少女，搞成一个灵与肉受到严重摧残的性病患者，本身就是对日寇的血泪控诉；而从少女冒死送情报来看，也表明了她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小说没有描写贞贞被捉与第一次强暴她时她有没有反抗，从贞贞反抗父母包办婚姻而逃婚，到贞贞对“我”说没有办法被逼得那么做，可以推测贞贞是在反抗无效后被糟蹋的。小说重点不在这里，而在村民怎样评价既是日寇慰安妇又是我军情报员的贞贞。在多数村民眼里，她不过是一只被鬼子穿过的破鞋，甚至比破鞋还不如，他们都认为还向她求婚的夏大宝很傻。鲁迅当年就批判连本民族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却让她们发扬节烈的男人，遭劫之后不思复仇却咒骂失节妇女的恶劣行径。在这里丁玲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继续在批判国民性的基础上提出女性问题，小说中阿桂说“做了女人真倒霉”正是作者想说的话。就算贞贞不舍命为我军送情报，一个被日寇糟蹋的中国少女获得的也应该是同情与救助，而不是被蔑视的冷眼。历史的荒诞性在于，20世纪50年代批判丁玲时有些学者正是站在这些村民的立场，指责贞贞被日寇捉去后一点也不反抗、任日本人凌辱之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