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初到延安，抒情方式与原来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毕竟同在抗战的文化语境中，但是“为工农兵服务”与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大概在《讲话》之前已在延安扎根，否则很难想象，以晦涩难懂著称的诗人卞之琳1938年到1939年去延安鲁艺待了一阵，就写出《慰劳信集》那种明白如话的诗。随着“为工农兵服务”以及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成为革命文艺家的政策与座右铭后，延安的诗人就不会再用晦涩难懂的象征与隐喻。于是，延安很多新诗或者是标语口号式的情感放纵，或者是毕革飞、王老九式的顺口溜。这两类诗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不但是在延安，而且在全国都是抗战诗歌的标志性作品。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张光年，湖北光化人。抗战前的《五月的鲜花》讴歌抗日志士而为人传唱。1939年到延安，不久就创作出组诗《黄河大合唱》。1940年奉命去重庆，创作怀古长诗《屈原》，与当时历史剧的兴盛相映生辉。皖南事变后赴缅甸，1942年回到云南，并创作了以缅甸为题材的长诗《绿色的伊拉瓦底》。1944年他在昆明一面搜集整理彝族叙事长诗《阿细人的歌》，一面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和诗朗诵活动，并出版诗集《雷》。1945年10月因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离开昆明。
光未然属于诗作不多诗名很大的诗人。诗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很多诗都被谱曲，他的《五月的鲜花》经阎述诗谱曲后广为传唱；《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后成为现代音乐的经典作品。光未然受朗诵诗影响较大，像《黄河大合唱》的多数诗段本身就是朗诵诗，因而在诉诸听觉的**磅礴与豪气万丈的抒情背后，从视角阅读的角度就会感到缺乏含蓄蕴藉；但他的诗总能抓住时代跳动最剧烈的脉搏，从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文化语境中点出令人共鸣的主题，从而弥补了少含蓄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