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超现代模式”在延安就确立了，随着解放军战胜国民党军队，“一元超现代模式”就从边区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1949年7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意味着中国文学界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一次大聚会。郭沫若为大会写的歌词说：“在毛泽东的胜利旗帜下，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在大会上，周扬代表延安文艺界所做的报告充满胜利者的自豪，而茅盾所做的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状况的报告则相当低调。这表明了即使是反对国民党揭露旧社会的文学，因为具有过多的个性精神与暴露技巧，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后也是不受欢迎的。既然全国的统一意味着延安文学的光芒照亮了全国，自然周扬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天下了。因此，第一次文代会宣告了五四文学多元混杂的现代性的终结，确立了超现代的一元文学模式。但是，对“一元超现代模式”并非没有挑战。在胡风、路翎等七月派身上，就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文学张扬个性自由、要求文艺不加粉饰地描绘血肉人生的传统。从理论上说，一个民族既要避免因自由纷争而导致整体解体，又要避免过于强调整体进而窒息了个人的自由与创造力。在战争年代过于强调整体是可以理解的，那样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但是在和平年代就应该宽松，使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然而，现实是在向着比战争年代更强调整体的方向发展，这在对胡风集团的斗争中得到了典型的表现。胡风集团成员阿垅的两篇论文被史笃说成是“伪造马克思主义”“美化特务分子”，冀昉的两部长篇小说先后遭到批判，尤其是胡风最为赏识的以为真正继承了鲁迅文学传统的路翎，几乎发表一部小说就遭到一次批判。于是，胡风以“三十万言书”上书毛泽东，批判“极左”文艺思想导致的文学荒芜的现实后果，强烈要求作家的个人自由和创作自由，把造成文学创作在中国与世界人民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的原因，总结为架在作家颈上的五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第二把刀子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第三把刀子是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第四把刀子是片面强调民族形式，第五把刀子是以文艺从属政治为特征的重大题材决定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公然地向“一元超现代模式”挑战，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以胡风集团骨干成员入狱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