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强调不断革命论，但在新诗与旧诗之争中却坚定站在旧诗一边。如果说1949年之前为了团结新文学阵营的诗人还曾赞美过一些诗人的新诗，那么，1949年后他就旗帜鲜明地看不起新诗，说他不读新诗，给一百块大洋也不读。
毛泽东对现代的文化影响，一是他在陕北进而在全国缔造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政策，二是他的文章，三是他的诗词。尽管他的诗词集中发表是在1957年，但他的诗名并非1949年之后才有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艾青在1941年所写的《毛泽东》一诗中写道：“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后来他去重庆谈判，以一首《沁园春·咏雪》[2]轰动山城。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充溢其整个生命，他的有些文章就饱含诗意，他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作他作诗的舞台，甚至1958年大跃进都很像是在作诗。
很多人包括国外的学者都将眼睛专注于毛泽东所受马列与苏联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的智慧对其文化性格的塑造。毛泽东不但精通中国的政治智慧，在诗词上也是笑傲古人，至少在词上，他是千古豪放派的集大成者。古代的皇帝闲暇时喜欢写诗作赋的并不少，汉高祖有《大风歌》、汉武帝有《秋风辞》，唐代多数皇帝都作诗，宋代的皇帝虽然丧权辱国但作诗的兴趣一点不比唐人差，而清代的乾隆皇帝一生作了4万多首诗词，然而他们没有一人在诗才上盖过毛泽东。这也难怪毛泽东在文采与**上傲视几千年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成吉思汗。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看，萌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又经“左联”倡导的“一元超现代模式”，正是在毛泽东的手里定于一尊。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韶山人。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仿明人张璁《咏蛙》，明其“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志向。他在一师读书时受到杨昌济老师的影响很大。1918年罗章龙欲东渡日本，他以《送纵横宇一郎东行》为之饯行，其中“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等诗句表达了他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同年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他喜欢上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1920年冬结婚。《虞美人·枕上》是他具有婉约风格的言情词。词的最后两句是“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令人想到李后主的词。这首词与《贺新郎》中的“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都是他不多的具有婉约风格的爱情词。当然他喜欢李后主的不是亡国之君的哀怨，而是词中细腻的情感表达，这与他喜欢《红楼梦》是一致的，因而在他性情豪迈狂放的背后还有极为细腻与谨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