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推为主席团成员的鲁迅、夏衍、钱杏邨、瞿秋白、潘汉年、茅盾、冯乃超、冯雪峰、胡风、阳翰笙、丁玲、周扬等都曾参与领导过“左联”。“左联”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除了英美派文人与“左联”无缘，五四时期主导文坛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领袖几乎都参与进来。鲁迅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积极因素，是将五四文学精神带进了“左联”。鲁迅的精神苗裔张天翼的一大部分小说与柔石的小说，都不能以左翼文学的阶级论进行分析，就表明他周围的左翼作家将五四文学精神继承下来。他在“左联”的另一位精神苗裔胡风，则试图将左翼文学的阶级性与五四文学推崇个性自由精神加以协调。后来他与周扬的矛盾并非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原因，还有文学理念的不同。他心仪的“左联”，是一个左翼作家的松散联盟，每个作家都要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这也是他明知郁达夫不会接受纪律约束而将他拉进“左联”的原因。周扬控制的“左联”则更看重组织纪律性，有没有优秀作品是次一级的问题。鲁迅将五四文学的自由精神也带入了“左联”，周扬等人则更强调普罗文学服从组织反对个人主义的一面。由于周扬从延安到“文革”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文学界的实际领导人，因而延安后的文学路线延续的是周扬在“左联”时期确立的一元超现代，而将左翼文学内部的多元混杂，如胡风对个人自由精神的强调逐渐排斥掉了。
蒋光慈在一开始就将革命与浪漫等同，以为不浪漫就无人来革命。从浪漫角度理解革命的当然并非蒋光慈一个人，以浪漫为标志的创造社文人除了张资平等个别作家几乎全部参加了“左联”，但具有革命纪律的“左联”并非扩大的创造社，这一派作家加入“左联”后也经常表现出多愁善感与自由散漫，因而被“左联”开除的大都是这一派作家。然而开除蒋光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蒋光慈的名字与中国早期革命文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开除的理由也有典型意义：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自由散漫，小说《丽莎的哀怨》同情流亡的白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