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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望舒:致力于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象征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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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丞,杭州人。1922年在宗文中学学习时开始小说与新诗创作,在《半月》上发表处女作《债》。1923年秋进入上海大学,田汉讲授的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对其造成终生影响。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开始通过法文阅读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四一二”屠杀后,因与施蛰存等加入共青团而逃回杭州,后又避居施蛰存的松江家中,不久在冯雪峰的支持下与施蛰存等人一起办《文学工厂》。1928年8月《小说月报》发表《夕阳下》《雨巷》等六首诗歌,叶圣陶认为《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戴望舒也被称为“雨巷诗人”。此后又参与《无轨列车》杂志、水沫书店、《新文艺》杂志以及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编辑工作。1929年水沫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1931年赴法留学,1933年在法国编定的诗集《望舒草》出版。1935年春回到上海,1936年创办诗歌月刊《新诗》,倡导“纯诗”。次年出版《望舒诗稿》,并出版译著提格亨(今通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1938年携妻女移居香港,1942年日寇攻陷香港,3月日寇以宣传抗战罪将其逮捕,在严刑拷打中他于4月写下《狱中题壁》。他的诗写得不比徐志摩差,但与情场得意的徐志摩相比,他是个恋爱低能儿,先后被3个女人抛弃,包括施蛰存的妹妹与穆时英的妹妹。1948年出版诗集《灾难的岁月》。1949年携女儿赴北京,但被婚姻与疾病轮番折磨的他,于次年初就病逝了。

戴望舒虽然参与了“左联”,但他又同情“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这种中间偏左的思想,表现在艺术选择上,就是他不能认同中国诗歌会那种浅显直露、将诗写得不像诗的诗歌,他在回国后大力倡导“纯诗”,就是想纠正中国诗歌会对诗神的远离。戴望舒将这一点贯彻得很彻底,无论是《断指》等控诉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青年的诗,还是抗战时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没写那种口号诗。甚至关在日寇牢房里所写的《狱中题壁》,虽然前几句有口号式的倾向,但很快又回归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