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本时期文学概要
第一节 时代和文学的变化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从1917年算起的，到1949年结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代”。对于这30多年的文学历史，从其发展历程和文学所具有的特征方面看，又可以分为“五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由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文学观念也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显示出种种差异，继而形成三个时期文学总体特征的不同风貌。
五四时期的文学，从时间上讲，一般是指从1917年前后到1927年前后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它既与近代启蒙思潮影响下的文学革新存在着精神上的联系，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各种进步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多重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学，既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从古代转向现代的开始。
作为与古代文学有着明显差异的五四文学，它的发生与生成，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需求与外来文化观念刺激相**而形成的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至晚清时期，日趋衰败过程中所逐步孕育而生的改变现状、谋变自强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新文化、新观念的产生。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扩张，使中国日益处于被包围和蚕食而走向沦亡的危险境地。这激起了晚清时期一批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的警觉与思考，也形成了当时社会日益扩大的家国担忧与民族焦虑。尤其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其他对抗中的屡屡惨败，民族国家的沦亡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无奈的焦虑与失败的痛苦相互激发，开始缓慢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信仰、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由一般士人到手握重权的官吏，“求变”、“谋变”，以“变法”来应对危局的呼声日渐高涨，并开始自上而下地影响着普通人的观念选择与行为动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以“看西方”为主导的启蒙思潮中，中国人传统的“天朝中心”观念强烈地摇撼。一贯封闭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和自大昏庸的统治者，不得不“睁眼看世界”，在屡屡失败中不得不承认中华文明之外更为强大进步的“西方文明”。较早的认真比较中西文化优劣、以期“借法图强”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在当时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以夏变夷”的，而魏源则倡言“以夷变夏”，这说明了历史的进步，也预示着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集官吏、商贾、知识分子为一身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其所著《易言》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要“悉行之西法，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以图治者”。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盛世危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甚至提议政府应立即在政体与国体上直接效仿西方。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的观念转变一直体现在积极筹办洋务的具体行动之中。我们看到，到了“洋务运动”阶段，“向西方学习”已不再只是言论倡导、舆论宣传，而是付诸于“图强”的实际行动。“中体西用”这一观念，经过张之洞在其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的系统而完整的论述，在当时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洋务派对全面引入西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贯拒绝的态度，但他们以当朝重臣身份大办洋务，已足以说明启蒙与变法的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