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文学发生与生成的过程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值得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替代旧文学的可能性，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后来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共同为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舆论工具，像《青年杂志》《北京晨报》《国民日报》《申报》等，以后都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借以发展并壮大自身的有力工具。就文学领域而言，五四新文学的开端是以胡适、陈独秀分别发表在1917年《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为标志的。前者提出了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式，后者则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两文的精神实质看，则鲜明地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主题。他们的立论指向明确，以“白话文学”否定“文言文学”，强调文学的“平民性”，批判传统文学的贵族性质，提倡“写实”和“抒情”的文学，并特别指出文学应当关注现实与个人，剔除文学的伪饰与浮华。这一时期，“旧文学”与“新文学”的有意界划与区别，表明了新文学在建设过程中的批判性和斗争性。从1917年至1925年前后，“新文学阵营”与“旧文学营垒”之间有过三次比较激烈的交锋。维护旧文学的代表人物如林纾、章士钊和“学衡派”，虽然他们的身份、学养和动机各有不同，但反对新文学的立场是一致的。
众多新文学社团的出现，是五四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一方面表明新文学阵营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新文学因为契合时代需要，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效仿。据统计，1921年至1927年间，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团体有100多个。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影响较大。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该会在鼎盛时会员达170余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沈雁冰（茅盾）、叶圣陶、许地山、郑振铎、朱自清、冰心、黄庐隐等。文学研究会接编并改革了《小说月报》这个老牌刊物，并创办《文学旬刊》《诗》等。文学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己任，在创作上奉行“写实主义”，认为“文学是与人生很切紧的一种工作”，这为他们赢得了“人生派”的称誉。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成立。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为主要成员。创造社有意与文学研究会相歧异，强调文学之于“内心要求”的对应性，把文学的价值指向个人与自我。因此，人们称创造社为“艺术派”。其实，他们与文学研究会一样，不仅成员之间的艺术观念有着明显差异，而且组织发展过程中前后期也有相矛盾的地方。语丝社是与《语丝》周刊（1924·11）一起诞生的。该社在组织上更显随意，仅是以刊物为纽带。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等为主要成员。它的贡献主要是确立了“杂文”的文学地位，并在小品散文创作上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它在诗歌创作、诗歌批评方面有着较突出的成绩。具有欧美留学经历的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朱湘等为该社代表人物，它以《晨报副刊》《新月》《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闻一多提出的“新格律诗”主张和徐志摩等人的“新格律诗”创作，对白话诗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