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特征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其主导的创作倾向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与时代政治有着紧密的关联，并自觉充当政治代言者和时代传声筒的角色，与此同时，作家们也在多重限制中努力寻求文学的创新，意图对以往的文学有所超越。
取材于“革命历史”的创作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它以中国共产党的现代革命历史为想象的蓝本，用历史的“长时段”叙事的手法，展现了红色革命的漫长历程，以及这一历程从艰辛波折到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即使是一些非红色革命的历史想象，如对于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史的表现，也基本着眼于现实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先验性佐证。而作为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发展的当下阶段的“十七年”政治现实，当然也是这种文学的历史想象的重要部分。“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现实想象，大都与共和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关。在这些有关现实的文学叙事中，在题材上有一部分是关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业革命的，如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和《原动力》，但大部分是有关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叙事。
“十七年”时期也出现了一些“边缘性”叙事作品，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表达了知识分子的颓废心理，宗璞的《红豆》中所展示的“爱情”与“革命”的矛盾性，在当时是具有特异性的；而王蒙等人所创作的被称为“干预生活”的作品，则披露了官僚主义对现实生活的腐蚀性侵害。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表现内容上大都可以称为“颂歌文学”——歌颂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验证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赞颂革命的现实，想象现实的光明灿烂，并将未来的理想想象为现实的一部分。文学以符号的形式，参与构建着政治的乌托邦。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体两面的形象：文学反映政治，甚至图解现实的政策；政治影响文学，甚至侵入文学，将文学变成政治。文学惯常作史诗性叙述，而它所建构的是想象性的革命历史。战争叙述是这一时期文学史诗性叙述中最为突出的表象。文学直接表现两个阶级和政治集团的战争，或表现具有界限分明的斗争的战争化生活，并在一种革命的道德理想主义之下，创作主体直接介入，对处于对立状态的叙述对象进行美丑善恶的夸张性表现和立场分明的道德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