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得出了大体相同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继承前辈史家的思想，对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所得出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春秋以来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殷周时期人们所谓的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国运与君权之兴亡，不在神而在于民[120]。而古希腊修昔底德等史家能够解释历史事件的原因时，都断然地拒绝考虑神和命运的作用。这种重人事的思想，已表现在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对某些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解释中。然而作为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并不满足于对传统思想的继承，而是力求提出新的、更有价值的思想。他们对历史演变的解释，已经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人类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换言之，是人的需要、热情，即人的欲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人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并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彼此相互冲突地活动着，结果却顺应了与自己意志相违背而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势——天。天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高居于人的意志之上。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涉及历史哲学上的重要问题：人类历史是在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向前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又是人意志的结果; “恶”（欲望） 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当然，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认识还限于直观经验之上，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些问题，也没有把这些思想贯穿于对各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已足见其非凡的历史意识，代表了中西古典史家对天（或命运）人关系的最深刻的认识。
（二）对古今之变的认识，是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的进程与天人关系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对天人关系的研究，是认识古今之变的前提。只有清楚地理解人类历史的内容、动因，才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作出深入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