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第二编中，我们说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连续性特性，而通史精神乃是其核心之内容；在古代西方，虽然史学同样十分发达，可是情况毕竟与中国不同。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史学理论的问题。因此以下的第三编就不能回避古代中西在史学理论层面的异同问题。如果说，史学是对于历史著作史的反思，那么，史学理论就是从更高一个层面对于史学的反思了。
对于史学的更高一层的或理论层面的反思，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就史学之体与史学之用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从史学功能方面来说。中国古代的史书都十分重视并强调“彰善瘅恶以垂训，阐明成败得失之迹以为鉴”。《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莫不如此。西方古代史书在这一方面也相当一致。希罗多德之《历史》、修昔底德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波利比乌斯之《历史》、李维之《罗马史》、塔西佗之《历史》与《编年史》亦莫不如此。在本书第二编的中西两方面之综述中已有略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史学家们的认识与见解。
至于史学是否真的具有或者何以能有“彰善瘅恶以垂训，阐明成败得失之迹以为鉴”之用，这就涉及史学之体的问题。一旦这样的问题提到思想家或哲学家们那里，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区分就鲜明地呈现出来。本书第三编的主要论题就在于此。在第三编里，我们安排了中国“五经”及先秦、秦汉诸子思想史（或中国古代哲学史）与西方古代哲学史两篇综述，分别陈述了双方的异同。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此先作一番比较的概说以当导引。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历史是否可以垂训、是否可以为鉴”。
在古代中国，自《尚书》、《诗经》以下，对于历史可以为鉴，人们从来十分重视，而且无人提出质疑。不疑，有何理由？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从来都是变化发展着的，昨日之事既然已与今日之事不同，昨日之事何以能为今日之事之鉴？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具备一项根本条件，即在昨日与今日变化之中是否存在一种不变，而且必须切实地证实这种变中之常的存在。在这个关键点上，中国古人找到了肯定的答案，而且给出了切实的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