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处于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其原因实在于二者之间的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第一，就内容而言。今人皆知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91]不过，正如李宗侗教授（1895—1974）所指出：“六经皆史之说，实非章实斋所独自发明，刘恕《通鉴外纪·序》曾及之，而王应麟《困学记闻》卷八引《文中子·王道篇》及陆鲁望《复友生论文书》，亦有此说，二人皆生于唐代，则宋以前早已有之矣。此意至明代更推广之，王守仁《传习录》卷一云：‘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云：‘天地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云：‘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周秦之际，子即史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三云：‘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凡此皆远在章氏以前，特至章氏而畅其意耳。”[92]李氏的这一段话，不仅说明“六经皆史”之说并非章氏首创，而且实际上还指出了中国经、史二学之间长期关系密切的悠久传统。循此思路上推，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也早就注意到了经史之间关系的密切。太史公所记“先人”之言中就有的“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93]的期望，应该说是“六经皆史”之说的滥觞。
当然，对于“六经皆史”之说，还应该有进一步的具体分析。金毓黻先生就曾对章实斋此说作了很准确的分析，结语云：“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不可也。谓《易》、《诗》、《礼》、《乐》为史料，可也；径谓为史著，不可也。”[94]章氏自己提出史有“记注”（史料）与“撰述”（著作）之别，而自己在提“六经皆史”之说时却又未作区分，金先生因而分析之，诚为允当不刊之论。愚以为略有可赘者，则《易》，固可以视为史料，然其意义恐有甚于作为史料者在，即《易》之思想适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通变思想相通，甚至若和符节。这也是可以并应该加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