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说明我们研究的缘起与取向（或学术路数）以后，现在有必要说明的问题是：我们的此项研究为什么在内容上只限于中国和西方，而在时间上只限于古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先简略地分析一下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为其所述的世界史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建立的总体架构。
《历史哲学》的历史内容包括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大部分。其绪论的“区分”章[1]说明这种四分历史的基本思路，以下就依次具体分部论述四大世界。他对四大世界是按照他所设想的时空次序排列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2]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文明产生也最早、最幼稚；西方是日落的地方，文明产生最晚，也最成熟。他还作了隐喻式的比较，称东方世界为“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世界为“青年时代”，罗马世界为“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为“老年时代”；并补充说，“精神”的老年时代与自然界不同，它不是衰弱，而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3]
黑格尔此书中的这种历史四分法在他自己已非新说，在他第一次讲历史哲学（1822—1823冬）的前一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里就已经有了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帝国的分期法。如果按照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的说法，那么他的这一分期法就更为陈旧，只不过是让·鲍丹（1530—1596）所批评过的中世纪习用的四大帝国分期法的重复；而这种分期法又“并非是基于对事实的准确解释，而是基于从《但以理书》中所假借来的一种武断的方案”[4]。
就历史事实而言，黑氏的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四大世界的区分方法包含了以下的基本错误。第一，就地理方位而言，如果说由东方而希腊而罗马是由东而西，那么由罗马而日耳曼则违反了这一次序。第二，就时间先后而言，虽然东方、希腊、罗马、日耳曼文明兴起的大致次序无误，但是，他在东方世界的篇章里，首列中国，次列印度，再列波斯（在波斯部分中又先列古波斯人，再列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太人、叙利亚-巴勒斯坦人，最后是埃及人），于是文明兴起先后次序完全颠倒错乱。当然，其中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即黑氏未能见到埃及学、亚述学、印度河流域文明及爱琴文明发现的成果。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第三，就时间、空间次序的关系而言，黑氏以为二者是一致的，即由东而西，前者逐一被后者所取代：希腊取代波斯（在黑氏看来的东方的最后代表），罗马取代希腊，日耳曼取代罗马。然而，东方事实上既未被希腊又并未被罗马所灭亡，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黑氏所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