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教授《趣味的历史——从西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趣味”观，并以“趣味”作为研究视角，探析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对从西周贵族到汉魏文人审美趣味的演变过程，全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绘，并归纳总结出“贵族趣味”“士大夫趣味”和“文人趣味”三种趣味范式。这三种趣味范式分别解释了中国古代“尚文”传统的形成、儒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和中国古代“鉴赏批评”的形成，以及汉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正如李春青教授在专著的“绪论”部分提到的，把“趣味结构”作为人文学科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一个视角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趣味通过审美趣味给予特定时期的文艺思想以决定性影响。这样一来，首先，对趣味的探析可以把观念形态的文学思想观念还原为个体主题具体的性情倾向或心理体验，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这种文学思想观念的具体内涵。其次，通过对趣味形成、演变过程的深入理解，可以在一个更深入细致的层面上解释某种文学艺术观念形成的历史轨迹。最后，对趣味形成与诸种社会因素复杂关联性的剖析，可以对趣味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文艺观念之社会功能有准确揭示。[16]在此基础上，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及其历史演变的探析，不仅对我们了解历代主流审美意识的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功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对我们了解文人士大夫的生存状况、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言，是重要的，在对这个体与群体、理性与感性、内在与外在的交界空间的发掘中，我们足以窥见具有本体性的审美价值，以及裨益于现代性反思的人文价值。
第一，“趣味”概念的引入，意味着此书同时观照“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兼顾个体心理倾向和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旨趣，这种对个体审美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生态结构的细致而动态的呈现，无疑成就了本书更为圆融完整的历史视域，对传统的偏重宏大叙事和本质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重大的突破。第二，“趣味”概念的引入，足以引发我们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的合理性的反思。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观念或现象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都不可能由纯粹理性或非理性的视角得到合理的解释，看似理性的选择往往基于感性的体验，而看似感性的审美实际一定有着政治、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理性内涵。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或者说以感性形式呈现理性内涵的“趣味”，正是一种合理看待文化发展状况的巧妙视角。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趣味”概念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学科限制，将研究的视野扩宽到传统的仅仅对文学观念和范畴的考察之外，全面地关注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历史演变，并深入探析不同领域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化逻辑和政治意味，以深刻地发掘和动态地描述特定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这种动态的呈现将古代文论话语自身所具有的生成性揭示出来，亦即无论在任何时代，文论话语都恰好独特地处在一系列看似对立的话语之间，这其中包括个体与集体的对立、个性与规则的对立、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内与外的对立、已发之情与未发之性的对立、人与天的对立，而这一系列的对立唯有在文论的系统中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这便意味着无论历史如何演变，无论文论话语在具体的表现上有何差异，文论本身所有的是一种合内外的审美属性。而在趣味的历史中，这种本体的审美属性向我们展示了它所具有的流动性、生成性，以及随着具体环境和思想的演变而动态地发生变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的揭示或许也是我们在学理上回应现代性危机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