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方法的转换来说，每一个新的方法阶段的出现，都意味着对现有方法的内在继承与外在反驳，并且这种外在反驳与批判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审美化对知识化的继承与反驳是如此，系统化对审美化的继承与反驳是如此，语境化对系统化、审美化、知识化的继承与反驳更是如此。在语境化的典型代表——文化诗学的研究中，就存在着面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以前述童庆炳所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研究原则为代表。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童先生对古代文论研究发展路径的深刻认识、对古代文论性质的高明见解，以及他对文学的敏锐感知和内在于心的审美情怀。他在方法的探索中选择了继承与创新兼顾的道路，在自己理论发展的同时对知识、审美、系统和语境进行了综合，提出了“一个中心，就是要以审美为中心，文学与审美不可分离，审美不是小事，是关系到人的自由的大事。两个基本点，文学研究既要伸向微观的文学文本的细部，文本的分析不可或缺；又要伸向宏观的文化历史的观照，把文学文本或问题置放回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揭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意涵。”这是一种典型的集大成的思路，而在内在逻辑上却更偏向于审美，“两个基本点”的研究是为这“一个中心”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童先生的研究思路还是更多地归属于审美化的阶段，以审美化为核心，将系统化与语境化相结合，因而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特征，即致力于对具有跨越时代的绝对价值的神话式的美或者美感的元理论追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先生的研究更多地归属于李春青所提“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区分中“审美诗学”的路数，而对于“语境化”对“审美化”在内在逻辑上必然形成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没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