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诗学的历史突破
正如蒋述卓所说，“以综合性的文化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多种学科、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是研究路程的必然转向。”一个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经历了太多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似乎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而实际上从喧嚣地打着科学旗号的“整理国故”运动，到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对西方资源的热情接受中隐而不显地挖掘传统资源以打造抵御不安现实的审美乌托邦，再到用以西方传统为资源的现代性框架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一直到80年代以来兴起方法论的热潮，一切的努力都是出自我们对这种特殊的文论传统所具有的跨时代价值的坚定信仰，一切的努力也都是基于对这种价值的执着追寻。只是在这条追寻的道路上，我们受到了不同的社会结构、思维传统、逻辑方式、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我们在这条方法的探索之路上有时出现了看似偏颇、局限的研究，但就探索的过程来说，仍然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没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尝试，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性不会被凸显出来。而实际上这条漫长的世纪探索之路，在社会、思想、文化不断现代化的历程中也体现出了其内在的连贯性。
总的来说，一个世纪的方法探索，除与特定意识形态的密切互动之外，还经历了科学化、审美化、系统化、语境化这四个完全不同却又内在连贯的阶段。科学化似乎可以与知识化同义互换，意味着按照西方传统的认知逻辑，将文论所内含的知识、价值与意识形态话语相剥离，剩下知识作为基础的再造资源。审美化则选取了文论话语的价值层面作为关注的对象，在价值的层面中寻找现代性的元理论，以作为资源来打造现代性的审美乌托邦。而这种审美化的取向具有最为漫长的实践基础以及深厚的心理基础，早在现代化的进程开始之初就与科学化的趋势一隐一显地并存着，直到80年代的美学热将其旗帜鲜明地外化出来。当知识与价值再次并存时，人们进一步生发了对建立体系的内在渴求，认为应该结合现有的知识资源与价值资源，将古代文论建设成一门完整的现代学科，使其与现代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服务于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西方框架下为古代文论进行学科建设，却经常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狭窄的学科限制使得研究者们的言说日趋封闭。在现代的学科分工中日趋边缘化、日趋封闭以至濒死的现象，引起了学者们对“失语”的焦虑，以及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关注，研究的视野在焦虑心的推动下和现代性理论向后现代性的不断发展中逐步向外扩大，原本以作为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文艺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的“古代文学理论”为核心的单向度探索，慢慢扩展为对具有圆融、流动和跨学科特性的作为社会话语的“古代文论”进行文化语境的多维度探索。这便形成了由“系统化”向“语境化”的转向。所以说，方法的跋涉走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以复杂的语境化为典型特征的“文化诗学”绝不是简单的集各家之所长，也不是对出现过的方法进行部分的叠加，而是受到研究的对象因为自身的独特性质而在客观上形成的对研究方式的引领。这也正是漫长的方法探索的意义所在，它使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研究对象最本真的面目，发掘最核心的价值。事实上，回顾方法的发展我们知道，没有一种纯粹的综合和叠加会在历史的探索中留下很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