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语境中古代文化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一直到现在，有关“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日新月异，各个高校及地方纷纷建立国学院或者特定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不断再版自不待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是急速涌现，光是每年出版的大部头古典文化研究丛书已是不计其数，更遑论古代经典著作缩减版，以及现代阐释类书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势头一片大好自是毋庸赘言，可与之不相称的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似乎并没有借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东风而生机勃勃。与之相反，多数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古代文论的当代失语症”等话题进行，似乎从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大谈国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历经兴衰沉浮，有低谷，有**，有没落，有繁荣，却无时无刻不“焦虑”着。
低潮时期自不待言，彼时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革命”，随后便引发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焦虑可见深切。直到今天，学者们对当初的变革几经反思，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1]。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白话现代语言体系”当中，古代文论也仍是“印象式的批评”和“无逻辑规则的审美”，这个问题要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依然困扰着当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