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访谈及整章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自80年代的方法热潮以来所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研究方法的转换。从科学化到审美化又到系统化再到语境化，每一个阶段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前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也因为方法的转换而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对古代文论之本然状态的探索，以及对其核心价值的揭示。当方法的跋涉走到文化诗学，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几个既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本然状况，又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的研究特色。同时我们也能够通过对文化诗学内在逻辑的梳理，看到它更具现代意义的本体化转向成为可能。[18]
第一，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广泛延伸的恢宏视角，和对跨学科互动的复杂性的认识。正如笔者在访谈中提到的，“如果没有对历朝历代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史料的详细了解，就不可能获得对于士大夫阶层与君权博弈的整体生存状况、读书—做官的人生模式的精准把握；如果没有对从先秦儒到汉唐儒再到宋儒的儒学发展脉络的透彻研究和对从老庄之学到魏晋玄学的道学资源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的独到见解，就不可能有对于古代文人趣味结构的精辟分析，以及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背景下为使这一结构保持张力平衡状态而体现出的不同审美特征；没有对上述权力结构与趣味结构的深刻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从根本上做出构成性与动态性的描述。”这就是说，这种开阔的视域并不是单维度的，不是将古代文论文本与儒、释、道等不同的思想资源做横向的勾连，也不是将古代文论与文学史关联起来做历史的梳理，而是进行更为完整圆融的语境的还原，将历史演变与社会结构全盘地纳入考量。与此同时，文化诗学对这不同领域互动的复杂性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例如，从方法上，便认为“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当它们面对文学发言时，他们是文化诗学；詹姆逊与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批评，当然还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都是作为一种研究路向的文化诗学的代表性理论与方法。”[19]这样一种开阔的视域对尽可能接近真实地理解古代文论的本然状况所应有的贡献是无须再言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开阔的研究视域和广泛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无疑在最大程度上解决了一直困扰古代文论领域的“失语”问题。[20]开阔的路径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因为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和狭隘的学科划分所引起的话语体系的僵化与封闭，促进了不同学科的互相关注，古代文论则更是因其在原生语境中居社会话语主导地位的独特性质而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带来重要的交叉价值。李春青教授《趣味的历史——从西周贵族到汉魏文人》一书一经出版，便打破了中西学界各自相对封闭的话语系统，以及纯粹的哲学研究领域自有体系的壁垒，并受到西方哲学学界的重视与引介，便是很好的例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