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外中国研究领域的不断成熟，技术化的文本研究显然不能满足研究者们深入探索的需求，新时期的海外古代文论研究也以前述复杂性、整体性、独立性与国际性为内在特征继续向横、纵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追求对文本整体流动性以及文本与其他社会话语的互文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向着历史的纵深，尤其是知识考古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法的更替使得魏根深、梅维恒等老一辈汉学家发出“汉学已死”的质疑。
（一）整体性的动态文本阅读
在基于文本的横向阅读中，对单一或者单类文本进行整体关联的动态阅读直接继承老一辈的汉学传统发展而来，讲求将古代文本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活的整体，横向考察在文本中出现的概念和观念的前后关联，具有流动性的整体意义，以及文本与作者、接受者、传播方式和环境之间的联系。这样的阅读方式在继承技术化的汉学传统基础上，直接针对在国内外都较为通行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以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阐释为最典型的代表。
宇文所安在他的专著，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权威教程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中文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的研究方式与当时流行的“观念史”研究有着很大区别。“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以所谓‘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为主流，学者的任务是从文本中抽取观念，考察一种观念被哪位批评家所支持，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以及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这些观念怎样发生变化。这一类研究喜欢使用摘要和节选，如今仍有大量参考资料性著作从各种类目繁多的原始资料中寻章摘句。”[49]而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的阅读与观念史的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观念史的方式“容易忽视观念在具体文本之中是如何运作的”，而他则不希望把批评著作处理为观念的容器，而是试图展现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各种观念不过是文本运动的若干点，不断处在修改、变化之中，它们绝不会一劳永逸地被纯化为稳定的、可以被摘录的“观念”。这种视文本为思想过程的观点可能有点让人伤脑筋，但这样一来，一度被僵化的文本却可以活化。而且，文本中那些看似多余的部分，也就是那些无法被批评文选摘录的部分，也变得有意义了、重要了。这里便涉及面对古代文论文本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仅仅想知道传统文论思想中包括哪些概念，以满足我们填充学科框架的需要，还是将文本看成活的思想的载体，从而通过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鲜活的对话，来实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沟通？后者无疑是更重要的。而具体来说，将文本视为活的思想载体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