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章开头部分所说，不论海外研究者们使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强烈兴趣的内在驱动而对中国古代文本的独特性进行探索。对于独特性的探索，则不可避免地需要被纳入世界思想的框架。而提到世界框架，则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海外的研究者们因为不同的受教育背景、成长经历和身份认同，对话语权力保持着特有的敏感和抵触，所以他们在研究中集体地认为，既不愿意将研究对象视为所谓世界性的普遍理论中的一个注脚，也不愿意将它们视为特例。而对于这个用以参照的“世界文学”，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在所谓的世界文学框架中，实质上是西方文学和理论在扮演着审判官的角色，西方的理论一直以为被视为方法，而中国的文本则被视为对象。这在西方通行的研究思维中是如此，在中国国内的研究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类似的现象。而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回到文本本身，回到对中国文论之独特性的重新思考，通过在最大程度上开放，也是符合中国文论本身特质的方式，使越来越多跨学科的读者可以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中国文论中完整有趣的故事，从而形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只有这样，中国文论才可能真正加入世界的讨论，从而扭转方法与对象的主次对立格局。当然，真正的扭转并不意味着格局的翻转或者话语权力的对调，因为任何一种规则和权力都是对受制一方发挥独特意义的障碍，而未能被发挥和发现的独特性，对于整体世界人文语境的理解也是百害无利的。真正的扭转意味着我们对方法的重新思考。在习惯了使用西方方法分析文本的古代文论领域，什么才是加入世界讨论最有效的方式，实质便等于怎样最有效地分析和描述古代文论的独特性的问题。而最有效的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则一定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古代文论本身的本体性质，基于对本体的哲学意义认识，在尽量开放的时空格局中对其进行可能的还原，讲述整体、流动和立体的故事。重回天人之际，则是我们通过方法的跋涉所看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