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检验他们的假说之前，学者们还需要对假说中的关键“变量”进行合理的度量。陈冬华等的具体假说（hypothesis）是：诗歌造诣能否反映个人的道德情操。这个命题中有两个关键的指标，一个是个人的诗歌造诣，而另一个则是个人的道德情操水平。为了能够从史书中获得相关的数据，研究者们将目光放在了唐朝。作者们选择用唐朝史书的数据进行检验，主要是出于数据可得性和变量度量的考虑。“诗歌创作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在史料中保留了丰富的关于诗人行为、道德以及诗歌创作的记录”。“之所以择唐而弃宋，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唐代更加注重诗作，诗人灿若辰星，而宋代显然更加重视词作，当然，词也是诗的一种形式，但是词的意境也是自苏轼之后才渐至开阔，并且词始终没有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二是宋代经靖康之耻，分为南北两宋，使得研究的环境因素变得更加复杂。三是因为宋代在王安石主政时，在科举中取消了诗赋考试。”[11]
在数据搜集和度量的过程中，作者们首先解决了如何度量诗歌造诣的问题。个体在诗歌造诣方面的度量可能有很多种办法。陈冬华等首先选取了一个具体的比较客观的方法。作者们将入选《唐诗三百首》作为诗歌造诣的最高层次。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样本中如果一个人的诗歌入选了《唐诗三百首》，他的造诣就被定义为1，否则就定义为0。“《唐诗三百首》由蘅塘退士孙洙选编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是近250年来流传最广、影响很大的一部唐诗选本。诗选收录诗人77名、唐诗313首，诗选中所收录的诗被认为在文学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12]
从这样的度量方法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量化”的方法，也存在很多不可避免的主观因素。诗歌造诣是一个很难准确度量的因素，有些很出彩的诗歌并不一定会被《唐诗三百首》引用，而被《唐诗三百首》引用的也未必就一定比没有引用的要好。正如其他“数字人文”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在运用量化方法的时候，研究者没有办法百分百客观地剔除掉所有主观的因素。而研究者可以最大限度剔除掉的就是通常所谓的“系统性”误差。具体来说，在陈冬华等的研究中，他们用《唐诗三百首》的是否收录来度量诗人的诗歌造诣，是基于下面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被收录进《唐诗三百首》中的诗歌相比于其他的诗歌更受欢迎。在这里，我们强调的关键词是“统计意义上”。我们都知道，如果任意挑《唐诗三百首》中的一首诗，它未必就一定比没有入选的诗要写得更好。但是，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有一个机器，能够随机地多次从《唐诗三百首》和其他非《唐诗三百首》的诗中各挑选出一首诗进行对比，然后让学者们对这两首诗进行评判打分。即使一次打分有可能是非《唐诗三百首》诗歌的胜出，如果这样的“随机抽样”重复很多次之后，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唐诗三百首》中挑出来的诗的分值会更高。或者说平均而言，《唐诗三百首》中挑出来的诗更容易受到好评。因此，“统计意义上”的比较就是指“平均而言”的比较。和现代科学以及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原理一样，在进行文学相关的量化研究时，特别是在度量一些关键变量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个体的误差。只要这些误差不是“系统性”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最后的量化结果就是可信的，至少是统计意义上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