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语境中，文论话语占有不容置疑的重要位置。何以自现代以来，文论话语权旁落到如此境地？多数学者把它归因于西学的冲击。
曹顺庆教授早在1996年的《文艺争鸣》上便撰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少的文化冲撞，但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体现了宏大广博、兼收并容的恢宏气度，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文化危机感。然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强迫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