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也。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科学者之上，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画甚备。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又议官吏工成优叙。复议工竣后守堤兵役。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帝命辅熟筹，乃宽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亩，除丈量还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辅甚厉。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持之甚坚。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至今记载中尚然。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时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