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收入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钱从哪来呢？
雍正的做法是把“火耗”征收，也就是附加税的征收公开化、规范化，由州县政府漫无边际的私下征收改为省政府统一公开征收，不直接进入地方官腰包，收来的“火耗”取一部分作为各级地方官的养廉银。
这个做法一开始受到很多中央官员的反对，认为这样会增加百姓的负担。但是雍正认为这种做法不但不会增加百姓负担，相反还会降低百姓负担。因为收入不足，大部分官员势必会搜括百姓，而且由于缺乏监管，他们会比实际需要捞得更多。所以“火耗”私下征收已经实际存在很久，养廉银改革只是使它由隐性变成显性，而且得到了国家公开监管，有利于限制“火耗”的恶性发展。确实，“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征收，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各地的“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30%~40%，降到了20%；河南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3%；山东省由原来的80%降到了18%。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1]
事实证明，雍正皇帝的养廉银改革是成功的。
如果不增加官员的收入，结果自然是清官吃不饱饭，贪官贪婪无忌。雍正朝以前，地方官员大部分人虽然名义上工资不高，但灰色收入极高，而且国家无法监管，实际上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罪犯”和“窃贼”，生活在罪恶感之中。“以下养上”的财政格局，也让官场上不得不官官相护。
养廉银改革使财政资金由省级政府支配，规范用途，拨给下级，划清了公私的界限，明确了资金使用的程序。养廉银改革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也让地方官员的收入显性化、透明化、制度化。地方官可以凭光明正大的收入生活，而不再靠贪污受贿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改革之后，下级没有必要也没有财力向上行贿，上级也可以理直气壮地监管下级。这就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下养上”的局面，增强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