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气象不复当年。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1]
相较于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止于皮相，中国官员表达得更为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如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欢，官场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4]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最后要么被逐出官场，要么同化于贪腐风气当中。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