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认为，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古代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认为，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1]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是皇权的延伸，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社会可能只剩10%；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乃积习相沿，并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清高宗实录》卷六八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