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虽然逐渐“宽厚”，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但是也并非无所作为。
除了“甘肃冒赈案”，乾隆中后期还处理了很多其他大案，有人总结为“乾隆后期六大案”。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的“新疆捏报粮价案”，新疆乌鲁木齐各州县很多官员在收购粮食时大规模捏报粮价，侵吞国帑。小麦一石不过八九钱至一两零九分，州县却上报每石一两八九钱，多出的钱就进了官员的腰包。乾隆皇帝因为此案，将地方官员湖图里、索诺木策凌、窝什浑、德平、伍彩雯、王喆等处死。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勒索属员，亏空近二百万两。乾隆查明后，将二人判决“斩监候”，前后两任山东按察使也因失察，都被降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因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并纵容家人滋事，乾隆命人查办，判决“斩监候”，其家人处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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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办了数次大案，然而这些案件的震慑效果却远不如前期。一边不断查处大案，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乾隆虽诛杀不少高官，但收效甚微，“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1]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财政制度。在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原有的财政收支平衡已经被打破，地方政府普遍入不敷出，所以不改革财政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乾隆晚年惩贪失败还有许多个人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情绪型执法。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反复宣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2]，这传达出的信息是，他对贪腐零容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乾隆这个人为政崇尚乾纲独断，往往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进行判决，有时就难免因人立法，庇护亲信。比如他处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案件就非常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