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制度如此严密，手段如此严厉，洪武朝的官员应该个个都老老实实，卖命工作。但是事实不然，官场腐败居然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滋生开来。
在专制制度下，官僚系统的腐败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常态。它的威力如此惊人，登上大宝的朱元璋龙椅还没有坐热，四顾一看，腐败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他眼皮子底下迅速蔓延开来：诸多王公贵族的亲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势，横暴乡里，欺压百姓，人命案不断发生；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局大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那些远离他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把那些抗税户抓起来，用烙铁残害他们，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四处驱赶牲口作乱……
官员如此，地主们同样也不老实。两浙的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甚至他们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各种贪污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刚刚立国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发动起义。从洪武元年到十八年（1368—1385年），各地上报的农民起义居然达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这在历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
面对这种形势，一向强调以“严”治国的朱元璋怎么能不勃然大怒。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大妈们愤怒地说，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绝迹了。如果贪污一块钱也给他抓起来，贪官就不敢再贪了。谁都知道这是激愤之语，就算大妈们当政也不会这样做。然而，朱元璋却这样做了。一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的，就“剥皮实草”。后来干脆“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