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通过一组诗公开发表声明，说自己的妻子与自己的好友发生了外遇，他要离婚。这件事既可以说骇人听闻，又可以说无奇不有。
《毁家诗纪》的第二首是：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本诗字面上写的是1931年至1937年初发生的国家大事：一是东三省被日军占领，一是西安事变，“景升儿子终豚犬”，这是曹操的评价，说刘表的儿子都是猪狗，这句的杀伤性非常大，骂人不孝乃至于此。骂的这个“儿子”就是张学良，郁达夫认为东北沦陷跟张学良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也是主导者。尽管郁达夫是中国左翼力量的代表人物，但他已经形成了对张学良的一种固有看法，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低。
尽管诗里没有提到什么私人问题，但如前一首一样，还是在自注中有所透露。郁达夫说，曾经让王映霞到福州来跟他一起住，但住了几个月，王映霞就回到了浙江。在此期间，杭州的家中不时有人传讲王映霞形迹不检，但郁达夫表示自己不信。期间，王映霞还告诉他一件事，许绍棣夫人久病难愈，许情深义重，请医生打了一针，让许夫人“安乐死”。但按照民国的法律，擅自给病人进行“安乐死”，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哪怕家属认可也不行）。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许绍棣。他是浙江临海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宣传部部长，一路升到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之位。许绍棣在近代史上的名气，除了这一“桃色事件”，还有就是被鲁迅骂过——鲁迅说自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自由同盟”的时候，就因为许绍棣的告发，导致国民党通缉他，不得不在内山书店躲了一个多月，才消此厄难，因此，他就骂许绍棣“阴险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