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东坡是肥而不腻的肉，那么，太白就是千杯不醉的酒。
如果中国人只能热爱两个古代男人，我相信，许多人会毫不犹豫地写下这两个名字：李白、苏轼。当然，夸父、孔子、关羽、岳飞也会很有竞争力，但对于他们，中国人的敬，可能会远远大于爱。
无论如何，这个名单中杜甫应该没有什么优势，因为想象中的他特别沉重，这种沉重十分浓稠刻骨，在同学们为课本里的杜甫插图补绘上恶搞涂鸦之后仍无法化解。
茅草的飞走，儿童的啼哭，空虚的宿醉，总能让人难过。
基于类似的理由，名单里大概率也不会有陶渊明，因为想起他，就会想到田园将芜，草盛豆苗稀，或者聊天时用到的高频词汇“五斗米”。
这些东西加起来，莫名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个男人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吃饱过。毕竟我们中国人是挨过饿的民族，我们最不愿意想起的事儿，就是饿肚子。
即便有人写下杜甫或陶渊明这两个名字，他们落笔时所想到的也更可能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或“采取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每个人都有两面，如果可以选，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先接近他晴朗的那一面。
说起来，中国人并非真的不喜欢杜甫或陶渊明，杜老师的忧愁和陶渊明的饥饿感，那种穿越历史的惆怅，和李白的大醉一样，都已经长进肉里。只是，我们太熟悉忧愁了，太擅长忧虑了，太厌恶贫穷了，太害怕饥饿了，所以当我们可以选择审美对象时，大部分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些我们心中认为更加洒脱、更加飘逸、更加无拘无束的人
——至于他们本人是不是那么洒脱、那么飘逸、那么无拘无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