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自觉其处境危疑卑下之际，“叛逃”是一个随时会燃烧起来的话题。一般国家当然不会鼓励人民叛逃，最笨的领导者顶多异想天开地劝老百姓移民它地，并在该地出马选总统。可是国家的正常思维却是不允许国民投奔敌国，甚至倘若因投奔而导致本国国力衰敝，那么别说敌国了，连友邦都不能去了。
还记得那些运动吗？
从人情之常的角度去看，任何人要叛离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既是鲁莽的，也必然是思虑的结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国家生存不下去——哪怕仅仅是杞人忧天地以为自己在本国将受尽迫害，也只有在他国甚至敌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才会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当他的离开可能引起其他国人对自身安全的疑虑，国人就会指称这是“叛逃”了。
那么叛逃者的处境如何？真有那么严重吗？在旁人看来，答案可以有很多，可是从叛逃者的角度去思索，决计不会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简单浪漫的事。叛逃的人比移民的人要算计的会更多——因为他要告别的人、告别的事物、告别的环境、告别的生活乃至告别的价值更多得多，而且告别得更彻底、更久远。
这里就要回到“权”字上说了。“权”是度量的意思，“权”的对象自然是直接、间接可以评估得出来的价值。当世所获享的名利权位之得失损益，即便不能量化，还是可以算计的。最难算计的是后世的评价，因为没有人知道历史由谁来写？写成的历史又会由谁来翻案？叛逃者即使一时受谤，不见得在较大尺幅的历史叙述上吃亏。
举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台湾当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搞的“毋忘在莒运动”，且不说此“莒”原先是管仲谏齐桓公的故事，硬给错用到田单身上。单说这运动所示范的，正是一套“文本的任意翻转与缩减”。无论主政者是否知道全面的史实，田单“以寡击众复兴齐国”的故事却必须从它原本的上下文中割裂、抽离出来。所以田单日后投奔赵国（不忠于齐）的结局不必为大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田单——以及像“少康中兴”、“勾践复国”这一类有过以寡击众而成功的事例的主角——都在进入国民党制定的历史之中遭到缩减，与其所系身的上下文彻底断离。人们大概不容易知道：田单也是个叛逃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