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了，总为那次采访后未能给你写一篇稿而内疚。那实在是一次最普通的采访，你也实在是一位最普通的女教师，做了一些最平常的事。以至于当时我都没有想到要记笔记，现在连你的名字都已忘掉，只记得姓白。
那天我在教研室里等你，四张桌子，几个条凳，桌上是小山一样的作业本、教材、参考书，屋角几个木柜，柜顶上是圆锥、圆柱等教具模型。你刚下课回来，方圆脸膛，微胖的身子，已四十五六岁年纪。手里托着一个大三角板，一只木圆规，衣襟上还有一些粉笔末子。我们寒暄几句，开始说话。如果说特殊的话，是你的身体。刚才进门时我就注意到你走路的姿势，话就从这里开始。“**”时，你才二十多岁，那正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有资本在男人面前骄傲，在事业面前憧憬的年华，也就在这时你精神上遭到从未有的折磨，腰也受了伤。你躺在单人宿舍里，周围整日是喧闹的红海洋，你却如在冰窖，心中一片死寂。“文革”后，你到北戴河治病，隔着玻璃窗，望海面潮涨潮落，船来帆去，你的心复活了，但只活了一半，家是不成了，业却一定要立。一出医院，你就上了讲台，拼命工作，开始打这场无后方的持久战。四十五分钟站下来，你就腰痛如折。讲课时，你无论是右手持书，或是在黑板上写字，左手总是轻扶教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种特殊的风度。你常在转身时偷擦一把额上的冷汗，但那样子好像随便拨一下额前的短发。你的抽屉里常有止痛片和止痛针，只要骨头缝里泛起一阵酸楚，那剧烈的腰痛就要发作了，你赶快往嘴里按上几粒药，要是上课铃快响了，药力已来不及，你就自己扎上一针。
你是一架带病运转的机器，不靠电、不靠油，是靠燃烧毅力来驱动，竟一天不停地转了十多年。你实现了出院时的志愿，成了全校、全市的教学尖子，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