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提供一篇主要关于游戏技术的文章以作为这本书的引言[1]时，我受到了以下考虑的鼓励：我和儿童与成人的工作，以及我对精神分析理论整体的贡献，基本上是源自于与幼儿工作时所发展的游戏技术。这并不意味着我后来的工作是游戏技术的直接应用，但是我在早期发展、无意识过程，以及能够触及无意识的诠释的本质中获得的洞识，已经在我对于较大的孩子及成人的工作上有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将要简短概述我的工作从精神分析游戏技术发展出来的步骤，但是我将不会对我的发现提出一个完整的总结。在1919年，当我开始第一个个案时，已经有人进行了对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特别是胡格-赫尔姆斯（Hug-Hellmuth，1921）医生，不过她没有从事过6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分析。尽管她使用图画，偶尔以游戏作为媒介，但并未将游戏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技术。
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既定的原则：分析师应当非常节制地给予诠释。除了少数的例外，精神分析尚未探索无意识的深层次：对儿童来说，这种探索被认为具有潜在的危险，这个谨慎的观点反映在一个事实上，即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年中，精神分析被认为只适用于潜伏期（latent period）之后的儿童。[2]
我的第一位病人是一个5岁大的男孩，在我最早出版的文章[3]中，我用弗里茨（Fritz）这个名字称呼他。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要影响母亲的态度就足够了，我曾建议她应该鼓励孩子自由地与她讨论许多未能说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明显存在于他内心深处，而且阻碍了他的智力发展。这么做有了好的效果，但是他的神经症并未被充分缓解。很快，我决定应该要对他进行精神分析。这么做时，我偏离了某些既定的原则，因为在孩子呈现给我的材料中，我诠释了我认为最急迫的部分，并且发现我的兴趣专注在他的焦虑及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上。这种新的方法很快使我面临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我在分析这个病人时，所遭遇到的焦虑是非常急迫的，而且，虽然我观察到焦虑一再因为我的诠释而缓解，使我确信我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因为被表面化的新焦虑的强度而感到不安。在这个时候，我向卡尔·亚伯拉罕医生请教。他回复说，既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诠释经常带来舒缓的效果，而且分析明显有进展，他不认为需要改变处理的方式。我被他的支持所鼓舞，在之后的几天里，孩子的焦虑从原先的高峰大幅地减弱，达到更进一步的改善。从这个分析所获得的信念，强烈地影响了我全部的精神分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