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看到，女孩无法处理自己过强的罪疚感，导致她不能顺利过渡到潜伏期，也妨碍了她的整个发展。她的情绪被错置了，只能在暴怒中找情绪的出口；她对焦虑的修饰也走偏了。伊尔莎总是一副不快乐不满意的表情，既不知晓自己的焦虑，也不明白自己对自己的不满。分析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使她明白了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卑感，明白了自己对没有人爱的深深绝望，以及自己在无助中放弃了去赢取别人爱的努力。以前她对来自身边的爱与赞扬有一种明显的冷漠态度，后来却极度渴望着它们，使得她对母亲的特别顺从，这也是潜伏期的特征。在分析的后期，我们揭示了她强烈罪疚感与课业失败的深层原因，一旦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病症，分析便容易多了。
早先我谈到伊尔莎与她哥哥之间的性行为。她的哥哥比她大一岁半，在我开始分析伊尔莎不久，我也开始治疗她的哥哥。对两个人的分析都显示，他们之间的性行为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整个潜伏期，只是间隔期比较长，形式也相对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伊尔莎在意识层面上对此事无丝毫罪疚感，只是对哥哥表示厌恶。对她哥哥进行分析后，他完全停止了与妹妹的性行为，这反而激起了伊尔莎对哥哥更大的恨意。但在后来的分析中，随着她其他方面的变化，她开始对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罪疚感与焦虑。[107]
我发现，伊尔莎处理罪疚感的方式具有反社会的人格特质，比如她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对身边的人充满敌意、常常反抗。在肯尼斯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运作机制，他对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并且极端缺乏羞耻心。我们甚至可以在正常但淘气的孩子身上观察到类似现象，只是程度上要轻一些。对各个年龄层孩子的分析显示，减轻他们的潜在罪疚感与焦虑，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性，增加他们的责任感——分析得越深入，社会适应性与责任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