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即成功地把语言用作了分析的工具，前提是只要孩子能够开口说话。在漫长的分析过程中我们摈弃语言联想的原因是，孩子们并不能很自如地讲话，而且他们所遭受的焦虑仅允许他们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形式进行表达。既然玩具与活动这些原始的表征方式，对孩子来说是最主要的表达媒介，我们自然不会仅仅依赖语言工具来对孩子进行深度分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无论孩子年岁如何，除非他们有了完善的表达能力，否则分析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语言构建了通往现实的桥梁。
[17]我必须补充一点：在他历时278次的分析结束之后，他的困难已经消失，而且他的整个人格与气质都大为好转。他病态的恐惧和羞怯都去除了，重新成为一个快乐活泼的孩子。他克服了游戏中的抑制行为，和其他小孩的相处也变得融洽起来，尤其是和他弟弟。分析之后他的发展一直都很优秀。根据他最新的陈述，在治疗结束六年后，他在学校表现良好，对事物都充满兴趣，并且擅长运动。他也很听话，能够满足他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社会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他治疗过程中以及治疗后的几年内，由于家庭变故他还经受了一些额外的压力。
[18]我事先会从孩子的母亲那里了解孩子对于性器官和排泄过程的特殊称呼，并在治疗的时候用上这些称呼。但为了更清楚明了地说明案例，后面的案例介绍中我将不再用这些特殊的字眼。
[19]在第一章中，我提出了我的观点并陈述了理由，即儿童分析和成人一样，只有对病人保持纯粹的分析态度，分析情境才能被建立与维持。但在儿童分析中，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修正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如果一个小病人想要上厕所，但在家里他也不能独立上厕所的话，那我会跟着他去。但是我会尽可能少地协助他，以去除或尽可能去除这些协助中的关爱成分，因为孩子潜意识里总是想要获得关爱的。通过这么做，我在儿童分析中展示了一种友好的态度，得以建立和维系分析情境，这种态度在成人分析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病人从解析中获得的这种满足感及其深层动机必须服从于解析，另外，将这些满足感和动机与随后的联想或游戏联系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在彼得的案例中，他在厕所小便后说：“我正在尿尿，我有‘thingummies’呢。”然后继续玩马桶上男孩的游戏。后面的游戏行为有些细节值得我们仔细推敲，即他父亲的替代物（狗）不可以看男孩上厕所，但玩具女人可以看，这解释了为什么他之前马上想小便，并希望我在场的原因。同样地，我也会透彻地分析为什么孩子在扮演游戏中给予我这样那样的角色，或需要对他自己或对他的玩具们帮这帮那。除了极个别案例，通常最小的孩子也不会在现实中有**行为，而即便在最强的积极移情阶段，都不会有孩子爬上我的膝盖，对我表示亲昵友爱。从这些事实可以大致看出我们在治疗儿童时建立分析情境的现状。当然，在诊疗时间失禁也是极个别的案例，哪怕孩子还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