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儿童对想象客体的情感依附不仅仅是仇恨和焦虑的情感，而且还是正面积极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从真正客体中抽离情感。不论这种与客体的情感关系是太消极还是太积极，儿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补偿想象投射在儿童的客体上，其结果是儿童不得不适应糟糕的现实和接受自己与客体关系被破坏的事实。
[33]我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客体关系。
[34]比如，我不认为芬妮切尔（Fenichel）区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先驱”（pregenital precursor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有什么道理。他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阶段》中做过这样的分析。
[35]我参加了1929年在牛津举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达了如下的观点：“只是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突的防御才出现；在更早期几个阶段，防御直指对抗破坏冲动。”（《克莱因文集Ⅰ》）在同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琼斯在他的论文《恐惧、犯罪和仇恨》（1929）中，强调了侵犯行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
[36]《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p.139.
[37]同上，p.138.
[38]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说得更入门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关系和爱（也许除了唯一的一个例外，亦即母亲与她的儿子的情感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是俄狄浦斯冲突从原始施虐开始，这似乎对于我来说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既然俄狄浦斯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恨应该是客体关系的基础。
这个关系决定了所有未来客体关系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施虐趋势到达最高程度时，儿童对母亲的**客体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在经历口腔挫败和俄狄浦斯情感爆发时增强，最后，这种情绪发展为完全施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