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决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之者相等。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彀回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
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至德宗建中元年（民国纪元前1132年，即公元780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人民的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自晋武帝太康元年（民国纪元前1632年，即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500年。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利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竟以兼并为事。收租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