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案草书之传世者,以史游《急就篇》为最先,而赵壹亦谓起秦之末。但《论语》有“裨谌草创”之语;《屈原传》亦有“屈平属草稿未定”语。此所谓草,是否属稿之际,作字草率牵连,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
东周《乙亥鼎》文,阮元以为草篆,后人颇以为非。余谓凡笔画本不相连,而忽牵连以书者,即可认为草书之起源,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卌”是矣。又古文(,古旅字)或作,从止、从,可以六书解说。为之上半,应作,而今作,不能以六书解,或古人之所谓草乎?要之,此所谓草,与汉后从隶变者不同,必从大篆来也。
《说文序》言:“秦烧灭经书,古文由此绝。”“绝”者不通行之谓,非真绝也。秦石刻之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戎”字,亦系古文(小篆作戎)。而“廿”字秦碑中亦有之。盖秦时通行篆隶,古文易乱,不过施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盖墓碑,多镂刻篆文耳。
秦汉之际,识古文者犹多。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数十篇。《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初传《尚书》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夫汉景末年,去焚书时已七十年,若非时人多识古文也,何能籀读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见汉初犹多识古文也。《礼经》五十六篇,亦壁中经,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应;余三十九篇,两汉尚未亡佚。观郑康成注,常引逸《礼》,康成当有所受。知汉时识古文者多矣。
又,《论语》亦壁中经,本系古文,而《鲁论》、《齐论》,均自古文出,虽文字略异,而大旨相同。试问当时何以能识?无非景、武之间,仍有识古文者,孔安国得问之耳。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之献书,当在高后、文帝时,张以之传贾谊,贾作训诂,以授赵人贯公。贾由大中大夫出为太傅,在都不过一年,斯时张为达官,传授之际,盖略诏大意而已,岂真以一十九万字,手指口授,字字课贾生哉!则贾之素识古文可知。又《封禅书》言:“武帝有古铜器,李少君识之,谓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案之果然。”《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凡此种种,均可见古文传授,秦以后未尝断绝。至汉景、武间,识古文者犹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