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 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眩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研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余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磾，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廿二史劄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日“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