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之为矛盾时代，是中国史中最明显之事实。盖前此之西周与后此之战国全为两个不同之世界，则介其间者二三百年之必为转变时期，虽无记载，亦可推想知之。况春秋时代记载之有涉政治社会者，较战国转为充富，《左传》一书，虽编定不出于当时，而取材实为春秋列国之语献，其书诚春秋时代之绝好证物也。（《左传》今日所见之面目自有后人成分在内，然其内容之绝大部分必是战国初年所编，说别详。）春秋时代既为转变时代，自必为矛盾时代，凡转变时代皆矛盾时代也。
春秋时代之为矛盾，征之于《左传》《国语》者，无往不然，自政治以及社会，自宗教以及思想，弥漫皆是。其不与本文相涉者，不具述，述当时天人论中之矛盾。
春秋时代之天道观，在正统派自仍保持大量之神权性，又以其在周诰后数百年，自亦必有充分之人定论。试看《左氏》《国语》，几为鬼神灾祥占梦所充满，读者恍如置身殷商之际。彼自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则正是殷商卜辞之内容也。此诚汪容甫所谓其失也巫矣。然亦偶记与此一般风气极端相反之说，其说固当时之新语，亦必为《左氏》《国语》作者所认为嘉话者也。举例如下：
季梁……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桓六）
〔宫之奇〕对曰……“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凭依，将在德矣。”（僖五）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僖十五）
〔周内史叔兴父〕对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以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