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亟言天志，于性则阙之，是亦有故。大凡以宗教为思想之主宰者，所隆者天也，而人为藐小，故可不论。务求脱去宗教色彩之哲学家，不得不立其大本，而人适为最便于作此大本者。此虽不可一概论，然趋向如是者多矣。墨学以宗教为本，其不作人论也，固可假设以书缺有间，然墨义原始要终，今具存其旨要，辩说所及，枝叶扶疏，独不及于人论者，绝不似天人之论失其一半，盖墨子既称天而示行，则无所用乎称人以载道也。
孟子一反墨家自儒反动之路，转向儒家之本而发展之，其立场比孔子更近于全神论及自然论，即比孔子更少宗教性。夫立于全神论，则虽称天而天实空，并于自然论，则天可归之冥冥矣。此孟子不亟言天而侈论性之故与？
孟子之言天道也，与孔子无殊，在此一界中，孟子对孔子，无所增损，此义赵岐已言之：
宋桓魋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其谓际合成败有待于天命者如此。虽然，孔子孟子之所谓天命，非阴阳家之天命，其中虽有命定之义，亦有命正之义焉，所谓“修身以俟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尽心·上》）。此以义为命之说，自谓述之于孔子：
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万章·上》）
且以为天命之降否纵一时有其不可知者，结局则必报善人：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乖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梁惠王·下》）
其命正论之趋向固如是明显，然命运论之最早见于载籍者亦在《孟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