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儒言经文错简者，起于刘向之校《尚书》（见《汉书·艺文志》），犹有古文可据也。疑经文脱简者，始于郑玄之注《玉藻》（见《礼记注》），然尤不敢移其次第也。至北宋以后，始各以己意改古书。有所不通，辄言错简，六经几无完本。余波所渐，遂及丛林。于是《六祖坛经》，有言其错简者，则移其次第；有言其脱简者，则以他书补入。余以正德旧刻本校之，其窜乱之迹，尚未尽泯也。大凡古书之传于今者类如此，不独《坛经》为然。而余又考《坛经》之所传述者，即释迦佛在灵山会上付与初祖大迦叶之正法眼藏也。由初祖传至二十八祖达磨大师，始来中国，是为东土初祖。又传五代至弘忍大师，凡三十有二祖，皆密密相传，以一传一，余人不能得其法。自忍大师传法于六祖，六祖遂广传其法于天下。其门人又详叙之而为《坛经》，即今之所传者是也。其渊源远有端绪如此。
余独怪《坛经》为宗门切要之书，自唐以来千二百余年间，未见有人为之注者，何也？岂视为浅近易晓，人人可以尽解耶？抑道在心悟，不在文字，我宗门下客，不必求知求解耶？夫以指指月，指本非月；非马喻马，马非非马。指与非马，犹之文字，借指可以见月，借非马可以明马；犹之借文字可以通经义，通经义可以明心见性。故文字为传道之器，得道则其器可投；文字如渡海之筏，到岸则其筏可舍。若未到岸、未得道之时，文字究不可以不求甚解。此《坛经》之所以不可无笺注也。虽然，注书之难，自古言之。汉儒注经，必引会数经，勘契密合，而后下笔。不第时代近古，多得遗闻而已。魏晋以降，儒者不遵师说，意主穿凿附会，汉学于是浸废矣。其后如杜征南之注《左氏传》，颜秘书之注《两汉书》，虽瞻博绝世，犹有摘其舛驳者。徐无党注《五代史》，寥寥数语，其于大义，毫无补益勿论矣。惟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郦道元之注《水经》，皆能补原书所不载，其辞又雅驯，颇见魏晋风轨。李善之注《文选》，止引经史，不释述作意义，东坡尝称之，而诋五臣注为荒陋。凡此皆可为笺注家之鉴戒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