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知道的和相类似的实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前一种关系的证据。凡是把要说的话说反了的口误，其干扰的意图几乎都和被干扰的意图有相反的意义。并且失误动作是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之间冲突的表示。“我宣布开会了，但我宁愿闭会。”这是那位议长口误的意义。一个政治性的期刊被人指控它腐败，它便撰文进行申辩，文章结尾本想这样讲：“我们的读者可以作证，我们一向以最不自私（unself—seeking）的态度行动，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受委托做此申辩的编辑不料竟将“最不自私的态度”误写为“最自私的态度”（in the most self—seeking manner）。这就是说，他在想：“这是我被迫要写的东西，但我有不同的观点。”又如，有一位德国的国会成员想把某事的真相直接禀告皇帝，但是他缺乏勇气，于是出现了口误，他把想说的“直告”（umreserveding）说成了“婉告”（spinelessly）。
在你们已熟悉的给人以凝缩和简约印象的例子中，也有更正、补充或引申的意思，其中第二目的与第一目的密切相连。例如，“事实已显露（Vorschein）——最好直接说出来——它们是令人作呕的（Schweinereien），那么说成是事实已显龊（Vorschwein）。”“懂得这个问题的人是屈指可数的——不，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懂得它，所以，可以被说成是一指可数的。”又如，“我的丈夫可以吃喝他想要的东西。但，你知道我可不能忍受他想要这、想要那，所以，他只能吃喝我想要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口误产生于被干扰的意图本身的内容或与这种意图有直接的关系。
两种相互干预的意图之间的其他关系似乎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干扰的意图和被干扰的意图之间毫无关系，那么干扰的意图究竟从哪里发生的呢？为什么恰好在那时表现出来呢？要答复这个问题，需从观察入手，观察结果表明，干扰来自于这个人不久前拥有的一个思想链条。不论它是否已得到了语言表达还是没有得到言语表达都会产生后来的效果。因此，这也可描绘为“后音”的一种，尽管不必是口头语的“后音”。在这种情况中，干扰的和被干扰的意图之间的联结也是存在的，但它不存在于它们的内容之中，而是人为建构的，并且联结常常是被迫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