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15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对应［见前面第62页］。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