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三个地方组织：一个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个在苏黎世，该组织的首脑已成为整个学会的主席；一个在维也纳，我把指挥权授予阿德勒。后来在布达佩斯又成立了第四个组织。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对于加入这个总会犹豫不决；确实，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之后才被说服而加入了这个学会，但不久又由于在苏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见争论而退出学会。这就割断了苏黎世和伯格尔斯立机构之间的联系。
纽伦堡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为了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尔联合起来了。最初显然是想代表反对意见的：这就意味着想为维也纳争回由于荣格当选主席而受到威胁的盟主权。但是，当这个刊物的两位创办者在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的困难情况下，使我确信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把允许我行使否决权作为其忠诚的一项保证时，我便接受了对这个刊物的指导工作，并且为这个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现在我将继续讲述精神分析代表大会的历史，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11年9月在魏玛召开的，在总的气氛和科学兴趣方面比前两次大会更加成功。曾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普特南后来在美国声称，这次大会使他非常愉快，他对与会者的“心理态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还引用了我曾用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们学会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这是事实，凡是参加科学大会的人都会留下对精神分析学会的良好印象。我亲自主持了前两次大会，我允许每一个发言者有充分的时间宣读他的论文，把讨论留到以后在参加大会的成员之间私下进行。作为主席的荣格，接管了在魏玛大会的指导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读论文之后进行正式讨论的做法，但是，这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