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下述观点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