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